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，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，或内部的逐渐败朽。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，通常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，东汉末年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:第一，天灾频仍，民不聊生;第二,官员贪黩，朝政腐败;第三,奸佞握权，虎狼当道;第四,恶行猖獗,昏天黑地。然后，黄巾遍野，赤地千里，诸侯蜂起,乱世攘争;然后，三国鼎立，征战不止，山河分裂，将近百年。
“贼臣持国柄，杀主灭宇京。荡覆帝基业，宗庙以燔丧。播越西迁移，号泣而且行，瞻彼洛城郭，微子为哀伤。”这是曹操《薤露》诗的后八句，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，焚毁洛阳的情景。
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、东汉，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。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，到三国时，已有200多年的经营历史。华宫宏殿，芳园秀苑，繁街闹市，良驷华轩，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。在晋人张衡的《两京赋》中，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，很是赞美不绝。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，令蔚然王气的洛阳，一国之首善之区，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，只残留数百户人家，岂不哀哉!
凡分裂，必定有战争，凡战争，必定要死人。据钱穆《国史大纲》：“蜀亡时，户，280，000，口，940，000。内带甲将士102，000，占全数九之一。吴亡时，户，530，000，口，2，300，000。内兵230，000，占全数十之一，吏32，000，后宫5，000。魏，平蜀时，户，663，423，口，4，432，881。三国合计约得，户，1，473，423，口，7，672，881。”钱穆说，“就全史(指中国全部历史)而言，户口莫少于是时。大体当盛汉南阳、汝南两郡之数。三国晚季如此，其大乱方炽时可想。”
曹操在一首题名《蒿里》的诗中，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
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，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，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。“火焰冲天，黑烟铺地，二三百里，并无鸡犬人烟”，这把火比起秦末那位输急了的项羽，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烧了3个月也不灭的大火，可能差一点点，但其残暴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董卓杀富户，徙贫民，富者获死于非罪，贫者瘐毙于徙途，即或幸免者，也难逃蹂躏践踏的虎狼之军。于是，河洛一片焦土，赤县千里，夷为平地，数劫不覆。
黄巾也好，董卓也好，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、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，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，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，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，是绝不留情的。践踏，破坏，焚烧,毁灭，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。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，其作威作福之能量，宣泄性欲之随便，聚敛金银之轻易，那是绝对不会客气、不会谦让的。
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，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，甚至交战。善控制得住恶，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;善若约束不住恶，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，愈演愈烈。而社会不能抑制恶病毒的蔓延，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，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智商、低素养、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，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。
人类最大的恶行，莫过于屠杀。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，有国与国间的彼此残杀，但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之内，这个集团与那个集团、这个党派与那个党派、这支军队和那支军队的自相残杀，而以这一类的内讧而大开杀戒者，更加血风腥雨，残酷可怕。统治者杀臣下，反叛者杀皇上，镇压起义，必杀无遗噍，荡平官府，定斩草除根。乃至于王子后妃，内宫外府的互杀，军阀诸侯，文臣武将的内战，更是人头滚滚，血染残阳，成了一片天昏地暗的杀场。当事者株连九族，无一幸免外，无辜者波及所至，丧命刀下，那些杀人魔王，杀红了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祸殃黎庶，像割庄稼地杀将过去，血流飘杵，尸骸遍野，也是常见的事情。
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，都是这些破坏力大，报复心强，作恶绝不手软的“勇敢者”所制造的“杰作”。
公元263年，蜀亡，公元264年，魏亡，公元265年，司马炎称帝为晋，中原统一，老百姓总算摆脱了战争阴影。公元280年，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，吴亡，全国统一。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，与现在的上海市、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。而在公元156年，东汉桓帝永寿二年，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百多年的仗打下来，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!
中国人之命若蝼蚁，动辄以万计、十万计被杀、被坑、被流放、被当作政治牺牲品，而大笔一挥置人生死者，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。不要说公正的审判，甚至良知的谴责也没有。等成为历史以后，一行两行字，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
于是，相沿成习，习以为常，在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，人的价值，在握有权柄者眼里，是无足轻重的。直至今天，也未必所有的人，都懂得尊重人的基本权利。包括把人不当人的，也包括被人不当人的，也都不觉得人之如此无保障为不正常。君不见十年动乱期间，那么多权要，随便被造反派关进牛棚，极尽羞辱之能事，曾有谁吭过一声“否”，敢不乖乖就范的呢?此就是这种千古流毒潜移默化的结果了。
